自从南京政府撤到武汉，周恩来、李克农等也将八路军办事处（简称“八办”）撤到武汉。1938年1月11日，在周恩来的组织下，在武汉创办了《新华日报》。

  《新华日报》是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刊，对于发展党的领导力、号召力、宣传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随着战事的发展，武汉的安全受到威胁。

  1938年6月，侵华日军沿着长江向西部进攻。中国军队以武汉地区以及附近地区为中心，同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。但由于准备仓促，情况不容乐观。

  不久，广州失守，政府决定放弃武汉，撤往重庆。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统战工作的，鉴于撤离南京时的兵荒马乱，这次要提早做好交通工具方面的准备。

  周恩来很认同的看法，召开会议商议，决定“八半”和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都乘船迁往重庆，并让秘书处的秘书长李克农去落实。

  李克农很快租订了泰昌公司的“新升隆”号轮船。这是一艘老蒸汽船，已经使用了将近20年，总吨位数334吨。

  10月下旬，武汉的局势越来越危急，随时都有破城的危险。周恩来当即决定，“八办”和新华日报社要乘船走的人员编为西撤大队，立即撤离。

  西撤大队一共有一百多人，由李克农担任大队长，人员包括周恩来的副官王炳南、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（德国人）、周恩来警卫员龙飞虎、白求恩医疗队的翻译兼护士琼·尤恩、苏联塔斯社的三名中籍记者等等。

  10月22日，“新升隆”号按照约定好的，准时停靠在粤汉码头等人。一大早，一辆卡车停在报社门口，一辆卡车停在“八办”门口，大家将印刷设备、纸张、文件和各种物资搬到车上，率先运到码头，装上了船。

  下午，西撤大队的人员陆续登船，李克农清点清楚人数，就准备出发。然而，岸边忽然出现了一大批难民，大概是买不到船票，或者没钱买船票，想来试试运气。

  难民们有的从小木船上往“新升隆”上爬，有人抓住缆绳往甲板上爬，码头上一片混乱。

  周恩来原本是来为西撤大队送行的，见状立即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让大家挤一挤，尽量多带一些人。”周恩来亲自上船安排，还对大家说：“有更多同胞能到大后方去，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蓄积更多力量。”

  临别前，周恩来嘱咐李克农：“途中一定注意安全，轮船夜间航行，白天休息。”日军知晓武汉城内正在撤离，因此天天都会派出飞机轰炸长江航运航道。夜间视线差，日机一般都在白天轰炸，所以夜间行船相对安全。

  告别后，“新升隆”号在暮色中启航了，《新华日报》的一位女记者带头唱起了《抗敌哥》。周恩来站在岸边，不断和船上的同志们挥手告别，直到轮船消失在视线中。

  因为是逆流而上，再加上夜间航信，船上人又多，所以航速十分缓慢。23日早晨8点多，“新升隆”号才行驶到距离武汉85公里外的嘉鱼县燕子窝。

  日机空袭时间一般为上午9点至下午3点，李克农就命令找位置停船。“新升隆”号很快就停靠在长江北岸的燕子窝码头，船上的广播响起：“为防空袭，白天停航，夜间航行。轮船马上靠岸，请各自疏散，下午4点前返回船上。”

  船上的大部分人员都下船休整，分散到附近的村庄。龙飞虎带着几个警卫战士留在船上，看护船上的物资和文件。其他的还有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，不愿意下船，就暂时留在了船上。

  李克农等人也准备下船，走前嘱咐龙飞虎，听到飞机轰鸣声要立即就地隐蔽。上岸后，大家各自分散轰动，有的到村民家了解情况，有的到田里看农民采摘棉花。

  《新华日报》的编辑李密林带领小组成员去人群密集的村子，组织大家给村民表演抗日文艺节目。下午3点多，日机始终没出现，大家陆陆续续返回船上。

  李克农见船上人很拥挤，就对身边的王炳南、王安娜、琼·尤恩几个人说，那边有个小茶馆，我们去坐一坐，等人齐了我们再上来。

  于是，几个人一起去了小茶馆。说是小茶馆，其实很简陋，就是一间木板房，门口挂着一张草帘子。老板立即泡了一壶茶来，王安娜刚从老乡那里购买来10多个鸡蛋，请老板帮忙煮熟，准备带到船上吃。

  没一会儿，“新升隆”号就拉响了汽笛“呜，呜，呜”，催促还在岸上的人赶紧上船。甲板上已经有不少人，有的聚在一起聊天，有的躺着闭目养神，有的翻阅着书籍。

  但是王安娜的鸡蛋还没煮熟，李克农等人就只好再等待片刻。没想到，正是煮鸡蛋的时间，让几个人躲过一劫。鸡蛋煮熟，几人刚走出茶馆，天空之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。

  李克农：“留在岸上，分散隐蔽。”说完，他就冒着危险靠近轮船，边跑边大喊：“快散开，不要在一起，快散开！船上的同志，快离船！”

  日机低空盘旋，船上混乱起来，飞机上已经投放下一颗燃烧弹，一声爆炸，“新升隆”号的前舱顶棚瞬间燃烧起来，火势蔓延很快，滚滚浓烟呛得不少人咳嗽起来。

  接着，日机又扔下几枚炸弹，船体毁坏很严重，船上呼喊声，哭叫声不绝于耳。日机还不肯走，低飞来回俯冲，用机关枪不停地向船上、岸边人群扫射。

  有人在船上大喊：“同胞们，快跳水！”龙飞虎带着八路军几位警卫战士在船上来回奔跑，救人救火。换乱中，有部分不会游泳的人掉入江中，龙飞虎会水，只好跳下去救人。

  结果，龙飞虎被江水卷走，漂向下游，在江中漂了一个多小时，才被附近的群众发现，救了上来。龙飞虎还算幸运，有些人则淹死了在江中，也有人被子弹击中而亡。

  日机围绕“新升隆”号轰炸、扫射了半个小时，直到再也看不见能动弹的人，才飞离。而船上情况惨烈，烈火还在燃烧，甲板上还躺着一些尸体。

  “新升隆”号毕竟是一艘老船，轮番打击之下，缓缓向着水下沉去。新华日报的机器、纸张，“八办”的文件资料，还有其它一些物资，都跟着轮船一起沉没。

  王炳南和王安娜隐蔽在岸边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，用携带的相机拍下了日机轰炸的景象。李克农则立即组织幸存者和附近乡民沿着江岸寻找伤者。

  最后统计，有八十多人伤亡，西撤大队牺牲了25人，临时登船的人则没办法统计牺牲情况。大家一起把遇难人员的遗体妥善处理，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祭奠仪式。

  李克农对所有幸存者说：“这是日本鬼子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。我们要坚持抗，让日本鬼子加倍偿还！”

  船沉了，但剩下的人还要前往重庆。李克农派出两名记者，到处事地点20公里的嘉鱼县城发电，向武汉的周恩来报告情况，也向重庆方面发电。

  剩下的人则展开伤员救治，李克农指着王安娜、琼·尤恩对王炳南说：“你带着这两位女士先到附近的农家，请他们帮忙准备一些开水、毛巾等用品，我们随后把伤员抬过去。”

  他又不放心地对王安娜、琼·尤恩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，还没恢复过来。可这里只有你们两位懂点医疗。没有办法，只能请你们考虑一下，怎样救治这些伤员。”

  琼·尤恩是专业护士，有抢救伤员的经验。王安娜则是在德国学过急救，有一定医护知识。附近农户条件非常简陋，能买到的毛巾、白布、绷带很少，到是找来一些刚摘的棉花，去了棉籽，放到盐水中煮沸消毒，勉强可以使用。

  村里也找不到金属镊子，只好用竹筷子代替，也用煮开的开水消毒。没有酒精，只能找到一些烈酒代替。伤员很久就被送来了，大家一起忙碌，完成包扎之后都累得筋疲力尽。

  嘉鱼县一带曾是贺龙领导开辟的老苏区，乡亲们听说八路军就是几年前的红军，许多人特意送来了衣服和食物，还邀请他们回家中过夜。幸存者就分布到燕子窝、冯家湾等村子休息。

  把大家都安顿好之后，李克农又叫来几人一起研究接下来该如何行动。燕子窝距离重庆还有1300公里，队伍里有11个重伤员，还有不少轻伤员，强行上路明显是不行的。

  他们征询了当地老乡的意见，决定走内荆河，穿过洪湖，向宜昌转移，然后再乘船到重庆。如果受阻，就留在洪湖打游击。

  值得庆幸的是，李克农习惯把装着经费的行李箱带在身边，起码暂时手里有钱，但是这些经费是远远不足他们再租船的。

  24日清晨，李克农将全体人员分成8个组，并指定一个负责人带领。在小雨中，西撤大队向着15公里外的荻障口渡口转移，准备在这里坐船。

  燕子窝的乡亲们主动用牛车护送几位重伤员，途中为避免日机轰炸，走得尽是一些泥泞难行的小路，行进几位缓慢，整整走了一天才到渡口。

  李克农在渡口找了一些青壮年船工，并采纳船工建议，走狭窄水路。休息一晚，25日一早，西撤大队成员分别登上十几条小木船。10月26日，船队进入洪湖。

  洪湖是湖北境内最大的湖泊，当时这里湖匪猖獗，众人都有些担心。还好遇上了另一支同方向的船队，两方人马结队而行，人多势众，有了些底气。

  到了晚上，众人夜宿湖中，四周都是芦苇荡，蚊虫肆虐，温度又低，时间很难熬。历经艰难，11月1日，众人终于抵达公安县斗湖堤。

  李克农忧心忡忡，因为伤员明显不适合再移动，需要安定的环境养伤。而且经费不够了，吃饭都是问题。和大家商量一番，最终决定兵分两路。

  新华日报社一行人经长沙到宜昌，再转客轮到重庆。而“八办”一行人则去长沙找周恩来会合，伤员则随“八办”的人一起行动。

  “新升隆”号遭到日机袭击的消息传到周恩来手中，周恩来多方打听遇难人员的下落。确定位置后，周恩来立即派汽车、救护车前往接应。

  在长沙见面后，周恩来告诉李克农，“新升隆”号被日机轰炸，是由于日伪特务得到情报，认定周恩来等领导会乘坐这艘轮船，于是才组织了空袭。只不过周恩来并没有上这艘船。

  “八办”人员在长沙汇合后，休整几日，又遇上了蒋介石搞焦土政策，“长沙大火”逼迫他们匆匆离开长沙，又转移到衡阳，之后又转到桂林。

  之后，李克农暂留桂林，建立八路军驻桂办事处，其他人员则继续向重庆转移。周恩来于1939年2月中旬抵达重庆。

  新华日报社的那一部分人员，则较早抵达了重庆。他们将“新升隆”号的遭遇报道出去，举国震惊。12月5日，又新华日报社出面，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隆重的追悼会。

  参加追悼会的有各界爱国人士和中外记者5000多人，人、朱德、彭德怀、周恩来、等人都送来了挽联。